减碳这笔账，多久能回本？
盖世汽车 Mina 2026-07-16 14:36:32 政策 中国“减碳已经不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了，尤其对于出海已是大势所趋的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减碳是必须参与的课题。”近日，在由盖世汽车主办的“2026中国汽车低碳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博世中国副总裁蒋健道出了当下汽车产业低碳转型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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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落地、电池护照即将实施，全球各主要市场对产品碳足迹的要求也在同步提升，低碳转型之于中国汽车产业，已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低碳转型在企业发展中到底排第几？这笔投入多久能回本？落地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在这场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吉利汽车、小鹏汽车、博世、佛瑞亚、汉高五家企业的代表分别从主机厂与供应链的不同视角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低碳转型，优先级怎么排？
国内市场竞争烈度不减，低碳转型在企业战略版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对于吉利汽车而言，低碳肯定是一道必答题。”据吉利汽车集团ESG管理总监俞绍华介绍，吉利汽车一直非常重视低碳转型，集团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在集团战略规划中心专设ESG办公室统筹推进，将研发、采购、制造等各环节的指标量化，并纳入经营考核。
小鹏汽车内饰座舱总师马佳同样表示，低碳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小鹏汽车在战略层面非常重视低碳，包括循环材料的应用，“到2030年，小鹏汽车出口预计要达到100万辆，而在很多海外市场，碳足迹和产品的绿色节能表现，都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与主机厂相比，供应链企业的紧迫感更多来自法规层面和客户层面的双重压力。
蒋健指出，自2020年起，博世位于全球470多个业务所在地已实现运营端碳中和（范围1和2）。目前，博世的重心已转向范围三，也即价值链上下游的减碳，“从上游的供应商和物流，再到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我们都要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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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亚中国CTO金超表示，碳中和很早就被确立为佛瑞亚的核心战略方向之一。除了满足欧洲政策法规的要求，其在中国也积极响应政府制定的各项碳减排战略与时间节点。通过持续的技术投入，其有能力满足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碳减排的要求。
据金超介绍，碳减排是佛瑞亚自上而下各级员工的KPI之一，年终评定中专门设有相关考核项。在日常产品开发中，碳排放也是一项核心指标，贯穿产品创新与开发的全过程。
汉高大中华区总裁安娜则强调，汉高是一家拥有15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始终将“for the generation to come”作为公司战略中的重要指标。
汽车是汉高的重要业务板块之一。安娜提到，汽车行业有一个名为Catena-X的欧洲联盟，汉高正是其创始会员单位之一。汉高将自身产品与该联盟标准对接，确保数据的清晰可视化，并积极参与Catena-X在中国以及国内各行业协会的相关工作。此外，汉高在中国已有10家工厂实现100%绿电运营。
显然，尽管路径各不相同，但对所有企业而言，低碳已不是一道附加题，而是决定未来市场准入与竞争格局的入场券。
这笔成本账，到底怎么算？
当低碳从理念走向实践，最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到底只是往里砸钱，还是一场效率革命？钱该往哪花，多久能见到回报？
俞绍华坦言，转型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成本压力。产品端，新能源车迭代速度太快，以前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投放几款车型，现在一年十几款甚至更多，研发成本必然增加。供应端，供应商因使用绿电或购买绿证，成本同样有所增加。
制造端同样面临压力，但吉利汽车选择从这里破局，例如建设光伏降低用电成本，开发能源管理平台将数据读取细化到每一台设备，再通过AI分析优化能耗。制造端省下来的钱，再反哺到供应端。
俞绍华强调，这不是单向压价，而是协同降本，通过效率提升逐步消化成本压力。目前吉利汽车已将制造端的减碳经验整理成专项课件，并成立赋能项目组走进供应商，已有多家供应商明确表示愿意共同推进。
在马佳看来，低碳转型前期成本必然增加，新能源汽车约70%以上的能耗来自上游矿产和材料环节，减碳必须依靠全行业协同推动。但他也指出一个被忽视的中国优势——国内绿电成本大约只有欧洲的40%到50%。如果零部件和矿产企业能大规模利用绿电，出口车型在面对欧盟碳足迹、碳积分等要求时，反而能将压力转化为竞争力。“短期来讲是个成本增加的事，但是中长期来讲一定是个好的事情，低碳肯定是势在必行的。”
蒋健同样认为，低碳转型需要投入，但投入多少关键取决于怎么做，其成本未必像想象中那么高。
博世的路径很清晰：持续推进节能减排，这是每年都在做的常规动作；同时积极布局能源转型，包括在厂区建设光伏；再配合购买绿电和碳汇，以持续提升博世碳中和质量。以节能减排为例，项目虽有投入，但博世会尽量做到“让它的收益快速地去弥补投入，可能一两年之内这些收益就回来了，因为它是节能减排，会带来真金白银的效果”。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2019年以来，博世中国累计实施了1200多个节能减排项目，节能近200个吉瓦时；2025年一年，博世中国工厂使用自有光伏可再生能源电力约65吉瓦时。蒋健的结论是，投入并不可怕，规划得当就能可控，有些投入本身就是造血，而非单纯的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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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减碳投资的回报周期，金超表示，根据经验，回报周期通常在3到5年不等。尽管前期投入大、短期难见明显收益，但他强调，“客户已经将其作为未来筛选供应商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佛瑞亚会持续投入。
他透露，得益于碳减排技术的优势，佛瑞亚近期已获得中国本土车企的多个新定点项目。在他看来，出海是中国车企推进碳减排零部件筛选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国内碳减排政策日渐清晰，金超预计，出海的经验将带动国内加快跟上全球的变化与革新节奏。
安娜虽未直接提及回报周期，但从工艺革新的角度切入，提出以技术创新推动整个行业的节能减排。以金属表面前处理技术为例，汽车生产过程中能耗最大的环节是涂装车间，传统工艺需要将槽液加热到60度以上，三伏天走进涂装车间如同进入桑拿房。汉高通过材料创新实现了常温前处理，这不仅实现了节能减排，同时大幅降低了整车厂的能耗，节省成本。
在安娜看来，如果减碳技术能通过工艺创新实现降本增效，这将是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汉高作为供应商致力于去做的事。
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
低碳转型的路上，挑战远比想象中复杂，从政策到技术再到认知，各环节都存在现实阻力。
俞绍华指出，“一国一策，每个国家的政策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方向不同，这一块的挑战蛮大的。”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企业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研究并制定差异化的应对策略。从双积分政策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再到电池护照等相关法规，如何深入理解并有效应对各国政策，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马佳补充道，欧盟在往前走，但北美则不同，新能源车优惠政策出现反复，“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我们这些企业来讲是最大的挑战”。
蒋健指出了两个实操层面的难题。
一是如何把整条供应链拉上来。博世中国在2020年实现运营端碳中和后，现在的重心是推动供应商一起做。但汽车供应链极长，上游溯源可以追很远，协调难度极大。为此，博世全球借助CDP碳数据披露平台，目前已推动4500家供应商在该平台披露碳信息，其中中国供应商超过720家。但这项工作难度依然很大，整个供应链需要达成共同目标，并非易事。
二是多元的产品全生命周期减碳，增程、纯电、柴油、氢能各有其存在空间。博世持续布局氢能领域，但行业整体仍处于商业化探索阶段。“到底是哪种技术，该怎么走，对企业非常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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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则把视角拉到了更广层面。
一是消费者认知的差异。他提到，欧洲部分地区今年经历了44度的高温，切身体验让消费者深知减碳的必要性。但中国消费者目前对此感受尚不强烈，对“不做碳减排会影响什么”缺乏直观认知。
二是全球化方案与本地化适配的难题。佛瑞亚在欧洲用麻纤维做内饰，效果很好，但中国麻资源有限，竹子却十分丰富。欧洲同事不了解竹子，只在公园里见过，对它的材料性能和应用价值缺乏认知。直到一家日系豪华车厂在询价中明确提出竹子要求，欧洲团队才逐渐理解并认可竹子作为亚洲版亚麻的可行性。由此，佛瑞亚开始基于竹纤维开发应用，以满足亚洲整车厂客户的需求。
金超认为，全球化方案固然重要，但必须适配本地资源，同时中国在碳减排领域的技术积累同样值得被纳入全球视野。
安娜从化工行业的特点出发，指出了另一重挑战。化工原材料分布不均，汉高早在多年前便持续推进本土化工作。如今，随着中国车企加速出海，汉高开始尝试反向去推动本土化，将中国研发的配方出口至欧洲市场。在安娜看来，中国企业出海通常以出口为起点，但受关税和地方性法规影响，最终必然走向本地化生产。而能否在当地构建起配套的供应链体系，将成为企业面临的新课题。
未来五年，突破口在哪？
面向未来五年，碳减排的路径如何走深走实，政策如何协同、标准如何互认、成本如何分担，是产业链必须直面的课题。
俞绍华以零碳园区为例，提出了一个具体抓手。主机厂周边集聚了大量零部件工厂，60%、70%的零部件就地供应。“国家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零碳园区，未来五年这个速度肯定会更快”。主机厂和零部件工厂应该协同起来，把一个个园区推进好，这对整个供应链的节能降碳帮助会很大。
马佳把话题拉回国内市场。在他看来，出口确实在倒逼减碳，但“主战场还是中国”。他建议国内法规参照欧洲标准，在政策和法规层面向低碳、绿色倾斜，“这样主机厂的竞争维度就不只是价格和成本了。”言下之意，减碳应当成为国内市场差异化的竞争门槛，而非仅仅停留在出口合规的层面。
蒋健提出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政策建议。一是绿电采购，各地资源不均，希望国家层面有更清晰的推进政策，让绿电更好为企业所用。二是缺乏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数据互认机制，增加了跨企业、跨国界协同的难度。
金超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成立一个由中国牵头的跨国碳减排技术推广组织。目的有两个：一是“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在这一块并不是没有投入，也不是说没有先进技术”，二是让全球市场在推进碳减排时“花更少的钱，有更好的性价比”。
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做了大量绿色创新，但吃亏在不会表达，海外市场仍用“低价”标签来定义中国产品。“请别人来帮我讲故事”，但中国企业自己也得学会讲。
安娜把话题拉回成本。她指出，再生材料比原生材料贵，绿电需要购买绿证，这些都是企业承担的隐形成本。她建议中国设立官方认证机构，让企业的减碳投入被认可，“把这个成本转化成一种信用也好，准入门槛也好，让合规的企业能够得到很好的补偿”。这实际上是在呼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价值回馈机制，让减碳投入不再只是企业自己硬扛。
低碳在行业里的位置已经变了，这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事，而是决定企业能否留在牌桌上的硬指标。至于怎么做、花多少钱、跟谁一起做，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路径和算账方式。但方向只有一个，没有回头路。而中国汽车要想真正站上全球舞台，除了速度和产品，还要学会定规则、讲故事。这场转型，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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